對于MBA教育，一直以來有一種反對的聲音，影響最大的當屬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的管理學教授亨利·明茨伯格，這位管理大師一直在向自己所在的管理教育圈子猛烈開火，認為MBA教育重管理、輕經驗、脫離實際、紙上談兵。也許其對于MBA的批評過于嚴厲，但不可否認，如何讓理論和實際結合是MBA教育所面臨的重要挑戰。
正如彼得·杜拉克所說：管理是一種實踐，其本質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如何把課堂上的“知”應用于實際中的“行”，對于管理教育機構是一種挑戰，對于接受MBA教育者同樣是一種挑戰。而對于那些海歸MBA來說，這種挑戰就更具有典型意義了：如果說MBA教育具有理論脫離實際的危險的話，那么在一個商業環境和中國有很大差別的地方讀MBA，這種危險會不會變得更大？如何才能避免生搬硬套，讓國外先進的管理理念和中國的實踐相結合？本刊采訪了三位經理人：美歐亞國際商務咨詢公司董事長王輝耀、瑞爾齒科創辦人鄒其芳、英孚教育中國區總經理張熙，三位海歸MBA分別結合自己的實踐對這個問題做出了回答。
王輝耀：做適應不同環境的通才
上個世紀80年代末，大多數中國人都還不知道MBA為何物，你卻走出了國門，成為加拿大最早一批獲得MBA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當時為什么會想到去讀MBA呢？
王輝耀：我是改革開放恢復高考后第一批從農村插隊考進大學的77級大學生，當時讀的是英美文學專業，那個時候對MBA的了解可以說是零。畢業后我進入了當時的經貿部工作，開始接觸到中國商務的真正實際，參與了一些中國企業對外經濟合作的業務，包括同世界銀行、亞行、聯合國成員機構和國際跨國公司的合作，開始深深感覺到自己商務管理知識的缺乏。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給一個來經貿部講學的國外商學院的教授做翻譯，從他那里我了解到了MBA教育，逐漸堅定了學習工商管理的愿望。而在當時，唯一能學現代工商管理的地方，就是國外。
我先后在加拿大的兩所學校讀過MBA課程，溫莎大學商學院和西安大略大學的毅偉商學院，后者是國際上最好的商學院之一，我在這里讀了工商管理的博士研究生。MBA教育幫助我順利地走上了管理生涯，1988年我進入加拿大最大的工程咨詢公司SNC-Lavalin國際公司擔任助理經理，兩年之后就做到了國際市場和項目融資董事經理。1990年我又應聘成為加拿大魁北克政府駐香港及中國地區首席經濟商務參贊，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出生在大陸的華裔外交官。1993年我選擇了創業，創辦了加拿大亞加集團公司和美歐亞國際商務咨詢公司。
在海外接受的MBA教育給你最大的幫助是什么？
王輝耀：MBA不只授予學生一個工商管理的碩士文憑，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足夠的能力和信心。我覺得北美的MBA學生總的來說，思想都非常活躍，很少有各種條條框框。他們絕大部分都有幾年的工作經驗，在課堂上個個生龍活虎，踴躍發言。教學的風氣就是鼓勵大家從不同角度來考慮問題。這種討論和案例式的教學方法重點在啟發學生的思考和舉一反三的能力。在這樣一群同學當中，在一種激烈競爭的狀態下，再加上教授的引導和啟發，以及設身處地像總經理一樣分析和處理幾百個來自不同行業的實際商戰的案例，對一個人的能力發展的確推動不小。
可以說，這樣的MBA教育不一定培養“知識分子”，而是造就“能力分子”。它不注重造就知識型的“專業人才”，而只造就擅長做“職業老板”的通才。通過研究和分析各行各業、各種各樣的具體案例，學生們接觸到管理企業可能遇到的幾乎所有的問題，這種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掌握成功經營企業的思路和方法。學生們必須有一種能力，使自己能夠站在一個高層次來把握和分析問題。
如何能夠把課堂上學到的和實際工作中用到的結合起來呢？
王輝耀：我感覺盡管北美培養MBA的學校，在教學上的側重點各自不同，但都離不開對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重視，都離不開學生基本管理技能和商業經營能力的訓練這個根本。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上許多課時，教授們都要我們就分析的案例提出“行動計劃”。不管你引用了多少理論，到最后還是要落實到行動計劃和解決方案上來。
我記得曾經有人問一位哈佛商學院的MBA畢業生：難道研究美國的案例可以指導中國的實踐嗎？他這樣回答：“熟悉一個案例毫無用處，但商學院的教育恰恰就是通過這些案例教給你解決問題的思路。我認為，這是一種有效的工具。在哈佛的兩年里分析了1,000多個案例，我覺得已經把這個工具使用了1,000遍，現在只不過是在實踐中使用1,001遍。”
對于接受MBA教育的人來說，最重要的是從一開始就明白，學到的這些東西是要用在實踐中，而不是用來夸夸其談的。約翰·奈斯比特說：“我們正從很快就要過時的專家，轉向善于適應不同環境的通才。”我說MBA是通才的培養，而通才最大的優點正是善于適應不同的環境，不然，學到的知識就會很快過時。
王輝耀，美歐亞國際商務咨詢
